中国政治研究：田野经验与理论范式（笔谈）（2）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实践，不仅对政治学的理论创新形成了迫切的“社会期待”，而且为理论研究提供了足够的历史纵深和丰富的经验材料。在最近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召开的“中国政治研究：田野与理论”研讨会上，学者们围绕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性与本土化问题，就当前中国政治研究蕴含的理论范式、关键概念及其与田野经验的关系等展开了深入讨论。在会议研讨基础上，我们编发这组笔谈，以期引起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中国政治研究中的田野、理论与国家
王向民 |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学版）》2017年第1期
摘要：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可通过田野调查、理论生产和实践参与三种基本方式实现，与这三种方式对应的是政治运行中的生活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田野研究不仅成为“理解中国政治”和推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本土化的重要途径，而且与实证田野并行的理论田野的新视角或新发现，也标示着中国政治研究方法论上的自觉及转型。以中国经验本身为对象的研究，不仅需要有中国本位的问题意识，还需要在扎根田野的基础上不断提升经验，并通过经验、理论、实践的循环往复，不断丰富和完善。立足于中国经验和中国政治发展可以发现，国内外常用的中国政治分析范式，例如“威权主义”、“发展型国家”，并不具有全然的解释力，仍然需要构建更符合中国经验和实践的理论范式。
关键词：中国政治；田野经验；理论范式；方法论
从民族国家建设的角度看，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世所罕见、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如果说，1949年新中国开国建政奠定了作为国际法主体的新政权在国际上独立、国内统一的政治地位，那么，1978年以来在国家主持下进行的经济改革，以及由此展开的社会重组和政府行为创新，则意味着中国进入了制度建设的“深水期”。在此过程中，社会变革的群体及其观念、政府治理的行为及其规制，以及中国独特的政策过程，得到了较为丰满的展示。这需要我们经过严肃的田野调研，并通过理论化，使之成为与主流政治理论进行对话的互补/竞争性范式。
尽管中国政治研究的主体性与本土化尚未取得建设性共识，但是，近年来的研究进展却表明中国政治研究逐渐放弃了两极化的简单分析范式。中国政治既无法用“中国特殊”或“中国例外”的一元论解释中国发生的现代国家建设，也无法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裁剪中国发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实践，近年来社会科学界通常采用的威权政体与发展型国家概念在中国也有其适用条件与边界。或许，对当代中国的理解，更模糊或中庸的解释反而更准确，即不中不西，既中又西，它既不是传统也不是现代，但又是传统又是现代。如此模糊或中庸的解释并不是故弄玄虚，而是因为中国政治确实无法用唯一的、理想类型的概念或判断加以界定，它是一个宏大壮阔的国家建设，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学术富矿。“理解中国政治”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本土化的最大动力。
一 、 田野：在中国发现世界
曾经，研究者习惯于分析西方教科书中提出的政治现象，将中国本土长久存在的政治现象视为“陋习”或“前现代”行为。但是，近些年一些长期固有的有趣中国现象开始进入政治学的田野视野。关注实证经验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一些独特的中国现象或政策运作方式，例如文件政治、会议政治、小组政治、人事安排、工作组、规划、群众路线等等。再者，中国政治过程的运作机制也逐渐被政治学研究者发掘出来，例如牵头体制、联动联席、协调制度、项目制等等，这些运作机制显然与西方理想类型的政党政治、民主化、理性官僚制不同。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土得掉渣、“你懂的”的“词儿”，已经在社会学、法学的本土化研究中获得关注，如今逐渐进入政治学研究者的田野视野，得到了初步的理论化提炼。
此外，由于制度开放或偶然性事件而形成的群体性事件或抗争事件，也受到了田野研究者的青睐。在城市，业主维权如火如荼；在乡村，上访和选举一直是学界关注点；近年来类似PX等化工项目或其他偶然性事件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也层出不穷。这些社会政治事件通常被置于社会运动或国家治理的框架内进行解释，但是，由于政府或资本等强势方的资料难以获取，导致现有的田野工作更多围绕弱势方展开，或者说能够较好地对社会性主体及其行动方式展开田野研究。
假如说上述田野现象带有鲜明的中国符号，那么，近些年来也有很多现象类似于近代西方。例如作为社会结构的“二代”现象。假如我们把伴随共和国长大的一代视为政治学或社会学在群体分析意义上的第一代的话，那么，三十岁左右、已经走上社会舞台的“80后”、“90后”们则是第二代。相较于第一代的封闭、保守与易于满足（尤其是经济上），第二代共和国人则越来越接近西方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动，具有批判意识和权利意识。这不但在城市公民或中产阶级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围绕PX化工项目上马与否的抗争显示出抗争者甚至具有某种程度的科技公民身份的认知与行动，而且，在第二代农民工身上，我们也看到由于智能手机的流行以及对城市生活的熟悉，他们的抗争逐渐有从经济收入向政治权利转移的趋势。当代中国的“二代”现象很类似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对美国棚户区与贫民区的群体分析。亨氏认为，乡下穷汉涌进城市的贫民窟和窝棚，那里本来最易成为革命的策源地，但是呈现的却是保守主义与顺从，然而，“他们的孩子却是在城市的环境中长大并接受城市人的目标和企望。父母满足于地理上的横向移动，孩子则要求在地位上的垂直上升”，由此形成了政治上的激进主义。
与实证田野并行的是理论田野的新视角或新发现。理论田野的最突出表现，是史学研究的实证化，“兰克史学”的档案标准使历史研究更偏向一门经验科学而不是人文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哲学研究亦然，我们看看动辄近半页的页下注，就可以知道史学与哲学的实证化程度有多高了。在理论田野上，研究者根据新发现的材料或原来未曾注意到的边缘领域，发展出“天下体系”、“新天下主义”等分析指向。同时，原本已经成为常识的教科书概念，例如合法性、民主、世界主义等再次被放置到学术史中加以检讨，赵鼎新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绩效合法性解释甚至追溯到传统中国的天命观念与统治者的责任意识。这些观点或田野观察是否能够成立，我们另说。但是，各个学科研究者几乎同时提出了类似的本土化问题，这本身意味着研究行为背后有着一种宏大的时代现象。
越来越多的田野现象，显示出中国政治的世界性。中国发生的现象，表明中国并非世界历史的例外，而是世界历史在新阶段的重新绽放，因此，“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从方法论上，我们可以“在中国发现世界”，面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实实在在的、可感可测的经验对象，我们固然无法从价值观上对其定性，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进行理论化的研究，从中抽象出一般性的概念与理论，并由此建立历史性的比较。
二、理论化：方法论转型及其碎片化
从某种角度说，上述田野对象的发现是与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自觉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方法论的自觉转型进一步发掘了中国独特的田野现象。
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转型大致发生在2006年。在此之前，读书作文之法，强调积累与顿悟，缺乏选题技巧与研究设计的方法论指导。2006年杜克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了政治学研究方法讲习班，在讲习班上，中外专家学者为大陆青年政治学者讲授了定性分析、个案研究、逻辑类型分析、定量分析（包括抽样理论、问卷设计、面访技巧、统计分析）、理性选择、制度分析等方法论问题。此后数年，该讲习班转战上海、吉林等地高校，对政治学从业者进行了较为规范的方法论培训。这种中外学者联合进行方法论讲授和专题研讨的讲习班模式后来成为潮流，被引进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成为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暑期学术活动。讲习班的方法论培训，效果显著，伴随着青年学者成为发表论文的主力，中国政治学研究逐渐步入以实证为主的规范写作阶段，以至于有些学术期刊声称非统计定量论文不能算做科学，尽管真正切实恪守方法论规范的研究成果也并不多见。
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究其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自明或可测量的研究对象；第二，理论化。就前者而言，研究对象的自明性或事实属性，既满足了韦伯“事实与价值”二分的现代社会科学原则，又形成了研究资料的清晰边界，从而可以使研究者放言，“我已经掌握了所有资料”，同时也可以实现实证研究试金石的“证伪”效果。就后者而言，理论化意味着按照某种客观而符合逻辑的程序实现经验现象的抽象提炼，形成某个概念或观点，从而推进既有概念史或理论史，形成后来研究者的文献综述基础。同时由于社会科学标榜的客观性与中立性，使其理论化的概念或观点往往处于中层理论甚至微观理论的概念方位，而不能或拒斥推演出宏大理论。
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天然契合田野经验研究，尤其适合案例研究，使之成为事实上的政治人类学之变种。也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原本被视为“陋习”或“前现代”的政治现象，“毫无违和”感地成为田野研究的对象。进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发掘出更多具有现象意义的中国本土社会政治现象。这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当前中国“治理”研究（国家治理、基层治理、社会治理）的火热场面。但是让政治学研究者感到沮丧的是，当前田野研究的主要领域在个人或社会空间，国家或资本等强势方的田野由于制度的坚韧，并不易于进入，从而使纯粹的政治研究仍然局限于历史角度或制度角度，而缺乏实证田野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读到的政治社会学论文，更多是在国家与资本方缺位情况下的“政治想象”与“政治审判”。
当前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转型尽管标志着学术研究的更加科学化，但是，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研究的高歌猛进。由于国家与资本方田野资料的阙如，田野研究在理论或价值上的碎片化也不容忽视。固然，我们看到中国田野研究形成了基于田野的描述性概念与基于理论指向的中层概念/理论。但是，这些不同的描述性概念和中层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现象的意义也没有得到分析，换言之，每个勤勉的田野研究者都在贡献一个一个独立的“马铃薯”，并被收纳在学术期刊和著作的外部袋子里。但是，这些“马铃薯”本身却仍然是独立的，缺乏逻辑及意义的解释。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任何个案都无法替代，但是如何从个案走向一般，并从中抽象出普遍性理论（general theory）以回应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历史经验，这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命题。碎片化的田野结论表明，耽于研究对象的自明性与资料整合的可行性等分析技巧，在极端情况下，反过来侵蚀了作为整体的中国现象的逻辑分析。换言之，形式化的严谨反噬研究的宏观视野与穿透能力，致使研究者沉迷于学术技巧而忘记了价值意义。这种碎片化状况，在田野研究更为发达的史学与社会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致中国学者的学术价值似乎只是为西方宏大理论提供源源不断的初始素材，或者由此证明西方宏大理论或分析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
三、国家：历史与理论中的中国问题方位
中国经验的理论化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必由之路。在经验理论化的过程中，形式化方法论与宏大叙事应当互补互足，前者提供经验素材，后者萌发穿透能力，两者应相得益彰而不是非此即彼、各执一端。
毫无疑问，严谨的田野研究者在进入田野时，必须摒除价值立场。但是，准确的田野发现与解释则有赖于雄浑的历史与理论的方位感。不同的眼睛看到不同的东西，不同的耳朵听到不同的声音。毫无准备的技术田野者，在田野过程中有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例如，政治宣传或实践者口中的“创新”，有可能完全是传统行为方式的现代演绎，比如中国基层社群的“协商民主”，在历史学家看来，或许其操作方式与传统家族或村落里的“族老会商”并无二致，尽管其组织形式可能穿上了“理事会”而不是族老的现代外衣，行动主体增加了商业人士的权重。相较于传统中国，协商民主更像是传统中国基层社群在现代中国的易容式行为延续，而不是发源于北欧的平等、自主（深思熟虑）的协商民主的政治实践。
进而，尽管在形形色色的田野案例中，每个案例都有特殊性与不可替代性，但是，它们仍然有待于被整理或纳入某个理论躯壳，从而被赋予“意义”。否则，案例研究将陷入碎片化，进而走向知识论的相对主义与怀疑论。换言之，在田野研究的同时，应当超越田野，构建田野之上的基于某个分析单位的基准理论。这个理论既能涵摄田野个案，又能彰显世界政治发展的既有逻辑。对于中国而言，集权与统一的主权任务完成之后，最为重要的政治事实就是中国通过发展经济使得公共产品供给丰富并维持着稳定的政治局面，政治权力受到一定的管束，尽管它不是以制度而是以技术或政策过程的方式实现了一定的规范。从丰富多彩的田野中，我们能够抽象出哪些命题或者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原则？这是中国“生存性智慧”（邓正来）的结果，还是“党治国家”（景跃进、陈明明）的效能？如何为中国经验提供一个“理解性”的解释基准？
因此，田野研究并不排斥历史与理论的方位感，而历史与理论则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经验解释，亦即政治学中所谓的“国家（建设）理论”。中国的国家理论包括三个解释传统：传统中国、近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20世纪以来由于政治需要而使人们将传统中国视为封建糟粕，或者从价值判断角度将传统中国视为皇权专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传统中国仍然是现代中国无法蛻去的皮肤。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传统的现代性转化而不是横空出世，血缘、情感、家庭、伦理、道德、统一、程序性分工以及对权力的警惕是传统中国与现代政治共享的价值规范。尽管我们建立了挂在墙上的西方式制度条文与组织结构，但是我们的头脑里，以及由此形成的行动实践仍未褪去传统的痕迹。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新传统，尤其是1949年以来的政治实践无一例外在强化其价值规制以至于成为中国的意识形态，但是，马克思的理论本质上是经济社会理论与历史理论，它对于工业社会的经济、社会与政治联动的解释至今仍未过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则是一种国家与政党理论，正是在其直接指导下建立了实践的社会主义国家，并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政治社会革命，因此，无论从思想结构还是政治社会基础设施来看，它们都构成了中国当下与未来的传统。西方文化早于马克思学说进入中国，并熔铸成中国的新传统。1793年马嘎尔尼使华时的中英礼仪冲突以及随后的列强入侵、洋务运动、西式教育无不说明西方文明开始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当代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中国参与，更使中国进入一个由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政治体系。无论愿意与否，我们都必须接受并学会与西方文化尤其是自由主义的共存与交流，假如中国能够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那么这种超越也必定是一种吸收与容纳而不是拒斥与剔除自由主义的理论。因此，当代中国的田野研究只有置于上述三个解释传统的国家理论基础上，才能准确界定出田野案例的历史与理论方位，才能抽象出田野研究的理论延展性或现实可持续性。否则，即使田野案例能够满足实证化的方法论要求，写出漂亮的学术论文，但是它的理论价值或许仍有待商榷。
从国家的角度思考当代中国田野研究的方位，同时也是一种研究视角。至少我们能够从三个方面理解这种国家视角：第一，将国家视为政治研究的对象，描述中国发生的政治社会现象。例如国家或政府领域里出现的文山会海、小组执政、人事安排、工作组、规划、群众路线、牵头体制、大联动、协调制度等等，这是中国人眼里的国家/政府行为，也是田野研究难以拒绝的研究对象。第二，分析国家在政治社会转型中扮演的角色。威权政体与发展型国家理论都试图对此有所解释，“回归国家学派”也提出了国家能力的概念。但是，它们是否贴合中国政治，在中国的适用性有多大，在学术上还有待考察。中国学者提出的“有效政治”或“有效治理”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它如何与统治权理论相匹配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三，从历史的角度说，“中国是历史中的中国”，当代中国的政治行为在传统中国或西方经验中是否有类似的行为，它们的异同怎样？如何解释这种异同，以及这种异同对于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影响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政治研究是一场高空走钢丝的冒险，它一方面要求研究者有价值关怀，故而是人文的，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研究者的立场客观中立，因而是科学的。尽管马克斯·韦伯建构了现代社会科学客观中立的研究原则，但是它对时代价值的感伤与痛苦也溢于言表，其内在的冲突与张力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末尾的段落中表露无遗。因此，为了加强学术研究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需要搁置价值争议，共同开展规范性、可还原的事实或田野研究。也就是说，讨论作为论据的田野或历史材料的真伪与整合过程，讨论解释环节的逻辑结构，从而避免研究者的“偏好”或“曲解”。换言之，只有使之足够“学术化”，我们才能在学术上讨论它。搁置价值争议，秉持宽容多元的立场，将注意力放在学术知识的积累上，假以时日，后人把我们积累的知识整合起来，构建出一个价值框架。这或许也是宋儒及其理论重建留给我们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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